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城市作为创新网络中的关键节点，影响、驱动着创新要素的流动，其发展路径也经历着持续调整

　　几天前，上海市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联合印发《上海市关于支持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试行）》，提出要促进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多元化投入和高效建设，将在光子、生命、人工智能、能源、海洋等领域，加快打造一批世界级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这是上海加快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迈进的又一举措。

　　近年来，新一轮科技革命、全球价值链重构等正在重塑世界经济和竞争格局，世界创新资源不断重组，国家之间的竞争更多地表现为创新能力的竞争。

　　我们关注科创中心之变，尝试从中探寻城市全球影响力提升的密钥。

　　当下，谋划和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已经成为各国各地区应对科技革命和产业竞争的重要举措。

　　追根溯源，“全球科创中心”并非凭空而来。2017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根据专利申请数量以及科学论文数量，发布前100名地区的全球科创中心指数（简称GII）。由于GII只包括PCT（专利领域的一项国际合作条约）涵盖的专利申请数量和科学论文发表数量，并不能反映一个城市科学创新能量的全貌，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联合自然科研发布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指数（简称GIHI），其中包含了科学中心、创新高地和创新生态等不同方面。

　　综合考量指数，科创中心的全球格局主要具有三个特征。

　　*一是地理区域分布比较均衡，欧洲、北美和亚洲三足鼎立。从发展趋势看，各地理区域变动不大，亚洲区域有所上升。从国家分布看，GII的数据显示前100名城市中，美国一直高居榜首，数量保持在25个左右；欧洲等其他国家的数量基本不变。GIHI数据显示，前50名中美国占15个，前20名城市中美国占10个，在全球科技创新领域保持领先态势。在前20强中，除美国10个城市外，欧洲有5个城市，亚洲也有5个城市，亚洲呈现出明显的技术追赶态势。

　　第二是都市圈和湾区技术创新效应明显。都市圈是科技创新和新兴行业的集聚地、策源地，集聚了人才和创新生态。GII的数据显示，前10名中有5个是都市圈。GIHI数据显示，世界三大湾区均进入综合排名前10，其中旧金山-圣何塞、纽约排名前2。

　　第三是行业分布比较集中。GII数据显示，100个科创中心城市的专利申请数量和论文发表数量呈现行业集中度比较高的特点。在专利申请数量方面，有26个科创中心城市的生物健康领域专利申请量*多，有16个城市的医疗技术领域专利申请量*多，有14个城市的数字通信领域专利申请量*多；在论文发表数量方面，有31个城市的化学领域论文发表数量*多，有19个城市的医疗领域论文发表数量*多。

　　近几年，随着技术爆炸性发展及创新要素变化，全球重要科创中心出现了一些新动向。

　　首先是呈现“产业多元化、布局均衡化”特点。观察发现，全球重要科创中心中，相当一部分的产业构成正在发生渐进性转变——从单一产业支撑转向多元产业支撑。产业的空间布局也随之扩散，从单一集聚核心转向多点集聚。日趋多元的支柱产业和相对均衡的空间布局使这些科创中心获得了较高的经济韧性。

　　例如，硅谷、波士顿、慕尼黑等城市的支柱产业多元化非常显著。在硅谷地区，生命科学产业已经超过移动通信、软件开发、计算机硬件与服务、电子等与信息技术紧密相关的产业部门，成为仅次于互联网产业的第二大产业。在波士顿地区，随着生物科技产业的兴起，波士顿早期以电子产品产业为主的创新经济格局被完全改变了。

　　在产业空间布局均衡化发展方面，慕尼黑等地的做法颇有特色。当城市的扩张推动地价上涨、迫使传统工业迁离市区之际，市政府十分关注扶持传统产业发展。在兴建科技工业园区时，专门辟出土地供传统产业租用，并扶持园区中的传统工业企业向市场供货。与此同时，坚持实施产业中心政策，在人口稠密的城市中心为传统产业创造经营空间。

　　全球科创中心发展的另一个新特点是重视人才需求，建设产住并重的“创新街区”。它不同于以产业空间为核心的创新产业开发区，其核心在于关注人的发展需求，寻求产业空间与居住空间自然交织、富有街区活力与人文特色的“城市型”创新区域。美国波士顿、亚特兰大、纽约、芝加哥、西雅图等众多城市都在积极探索。

　　第三个新特点是鼓励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的融合发展——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蓬勃兴起的大背景下，放弃“全面开花”地进入各个新兴技术领域，更注重“重点突破、优势强化”，在新兴产业的技术发展方向与本地传统优势产业的新兴需求之间搭建桥梁。

　　2008年到2018年的10年间，伦敦48%左右的创业企业和创投资金都进入了这一领域。此外，伦敦的新创高技术企业数、新创企业接受投资交易次数、新创企业接受投资总额等都仅次于硅谷，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伦敦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传统优势。

　　据统计，伦敦占据了全球20%的跨境借贷、40%的非英国股票交易、32%的外汇交易、43%的衍生品场外交易，以及二级市场70%的国际债券交易。除对冲基金资产外，伦敦几乎所有指标都胜过了美、德、法、日等国的金融中心。

　　2017年伦敦科技公司吸引了24.5亿英镑投资，占全国的82%，远超其他欧洲大城市，是德国的近4倍，超过法国、爱尔兰和瑞典三国的总和。2020年，伦敦科技企业风投融资金额再次达到105亿美元。在2016年到2020年的5年间，伦敦在全球科技风投排行第五位，伦敦企业收获的投资额是其他欧洲科技城市的两倍以上。

　　伦敦财政对科技的金融扶持政策重点是“弥补市场缺失的功能”。例如，英国财政部拿出12亿英镑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增加非银行渠道的信贷供给，实现中小企业融资渠道多样化。这一政策的具体实施形式多样：一是通过6家基金公司对营业额小于5亿英镑的中型企业贷款；二是通过投资非传统贷款平台，为营业额小于7500万英镑的小型企业提供贷款；三是为18—30岁的创业者提供总计数千万英镑的资金支持和经营建议。

　　纽约从“财富驱动”的传统金融中心城市向“创新驱动”的科创中心城市成功转型，在这一过程中，如何在高等集群中激发动能，同样值得深入探究。

　　作为美国*一大城市，坐拥美国*一大港口，纽约市的历史伴随着商业和海上贸易能力的不断生长，从*初的贸易前哨发展为工业和制造中心，*终成为世界金融、房地产中心之一。然而纽约市政府也意识到过度倚重金融业的单一发展模式存在巨大风险。

　　时任市长推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并取得成效，对高等集群的关注是关键之一。

　　事实上，高校和学术研究机构一直是纽约市的重要支柱，既为其提供了数千个工作岗位，也吸引了许多才华横溢的青年人才。纽约拥有120多所学院，其中有7所大学进入全国大学研发经费200强，11所医院和研究中心进入全国非营利性研发经费200强。

　　然而，此前的纽约从未发展出一个相当规模的创新经济。曾有人评价，纽约在开发其科研机构的经济潜力方面仅仅触及表面，缺乏一个根深蒂固的“科技创新生态系统”，无法使科学家、企业家、风险投资人和天使投资人、专利转让机构频繁随意互动。1983年到2008年间，哥伦比亚大学诞生的84家公司中只有7家在纽约市开展主要业务；洛克菲勒大学诞生的14家创业公司中只有1家留在纽约。在纽约，2008年第四季度和2009年*一季度只有1家生物技术公司获得了风险投资，相比之下，硅谷有41家，波士顿有33家。

　　基于此，纽约市制定了一系列针对性的策略以培育适宜创新创业的土壤。其一是开启“众创空间”，将高等教育机构与企业联系起来，为创业者搭建多样化创新平台，提供低成本、开放式办公空间、社交空间和资源共享空间，降低创新创业门槛。

　　其二是推出“融资计划”，通过为初创企业提供投资、税收优惠等方式为创业者保驾护航，为创新创业注入强劲动力。

　　其三是与385家公司、17所本地大学以及其他公私机构合作开展“科技人才管道”计划，为纽约市提供科技人才，推动高科技行业的高速发展。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纽约的科技创新生态系统已成长为美国乃至世界科技创新的领跑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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