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卫星视角俯瞰地球，相比五年前，长江中下游、江海交汇之地，这片被称为长三角的区域，夜间灯光指数增长了57.24%。

　　另一个数据也可以佐证，相比五年前，长三角地区GDP过万亿元的城市已经从6个增加到了8个，数量在全国超过1/3，同时GDP万亿元“后备军”城市增至3个。面对内外多重压力挑战，沪苏浙皖依然动力强劲，是我国*重要的高质量发展引擎之一。

　　2018年11月，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统一思想、统筹谋划，通过一个个有形和无形的关键节点，推动国家战略在各个层面加快落地实施。

　　现在，我们试着沿着记忆回溯到五年前，打捞起几朵小浪花，分辨这些细微的变化，是如何通江达海，汇聚成时代变革前进的巨浪。

　　2018年底，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张忠伟身着风衣，独自站在元荡岸边，身形瘦削，他的周围是密匝的芦苇荡和泛白的湖水，荒凉、沉寂。

　　当时，张忠伟正参与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前期战略研究，从江苏吴江288米高的电梯试验塔下来后，一行人打算开车至元荡岸边，但车辆行至一个废旧木料交易市场时，公路断了，大家只能下车徒步往岸边走。张忠伟站在一人多高的芦苇荡边，隔湖眺望对岸的上海青浦，树林、民居清晰可见，但想到对岸的青浦去，必须绕行国道或高速公路，需要40分钟。

　　其实，这是边缘地区的普遍情况，因为分属于不同的行政区划，各地都倾向于将生产要素留在中心区域，边缘地区的发展速度往往比较慢。

　　当时，即便是本地人也不知道，大约一年后，这里将揭牌成立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到2020年底，横跨元荡的公路桥和步行桥先后贯通。再然后，张忠伟一行曾经遇到的废旧木料交易市场蜕变成了打卡新地标鼋荡小馆，原本要绕行40分钟的车程，已缩短至5分钟。如今，元荡湖面上，沪苏湖铁路架梁工程已全部完成，“轨道上的示范区”在此交会。

　　省界上的变化仍在继续，甚至在加速。就在前不久，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的标志性建筑之一方厅水院打下桩基，被认为是缝合边界的一粒“扣子”。交界地曾是地理上的边缘空间，但当打破行政壁垒后，这里正处于长三角和上海大都市圈的黄金地带，发展逻辑转变后，经济和生态价值立刻凸显出来。

　　区域发展逻辑的变化还需要继续往前回溯。2018年，为长三角发展谋划的专家们，反复阅读着一份2008年世界银行发布的年度发展报告《重塑世界经济地理》。当时，世行经济学家们贡献了他们预见性的判断——封闭和割裂，将是重大危机带来的后续风险。为此，他们开出的药方便是通过集聚效应和打破藩篱，来推动“一体化”。

　　在长三角，聚集效应和打破藩篱是有迹可循的。同样在五年前，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与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上海分院的研究团队基于时空范围和功能联系，在地图上画了一个圈，包括上海、苏州、无锡、南通、宁波、嘉兴、舟山、常州、湖州等城市。这个后来被称为“上海大都市圈”的圈里，经济密度相对较高，尽管跨越行政边界，但在市场力量作用下，地区之间自发形成了经济纽带。在此基础上，上海大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应运而生，各级各方正跨出省界思维，把各自零散的蓝图，拼成一张贯通的愿景图。

　　回过头来看，减少分割，正契合了当年世行经济学家提出的区域一体化思路。这一条经验，逐渐成为长三角一体化的“锦囊妙计”。从一个个边缘地带的弥合、生长，到一个个都市圈瓜熟蒂落、层层绽放，由点及面，长三角正在重塑经济地理，不断完善空间格局。

　　2020年6月5日，长三角企业家联盟成立大会结束后，正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南存辉招呼在座的企业家先不要走，他借用会议室，临时召集了*一次*团会议。在那次会议上，在场的近100位企业家现场建了微信群，刚上任联盟轮值*的南存辉对大家说：“我们不是抱团取暖，我们是抱团发展，一定能有很好的前景。”

　　就在南存辉拉着企业家们成立各种各样的产业链联盟时，一条与大飞机相关的产业链已经呼之欲出。*近，国产C919实现商业运营首航，人们惊奇地发现，随着C919的研制逐步推进，江苏苏州、无锡、常州、南通，浙江杭州、嘉兴、绍兴、台州，安徽合肥、芜湖等城市，都积极进行航空航天相关产业园布局和建设。截至目前，长三角G60科创走廊九城市近千家企业纳入供应商储备库，为大飞机装机设备领域输送的合格及潜在供应商增幅达到三成，实现了九城市在大飞机特殊工艺材料领域“从0到1”“从1到N”的突破。

　　有了这样的先例，南存辉非常确定地说：“20年前产业链联盟可能做不起来，但现在水到渠成，是时候了。”

　　为什么20年前做不起来的产业链联盟，现在能做起来？话题又要回到一体化。在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打破了行政壁垒以后，生产要素会在更大的范围内加速流动，并在这一过程中破圈、重组、进化，产生一体化的溢价。从这个角度看，长三角产业链和一体化的发展相辅相成，产业链的构建和形成是一体化发展的载体，反过来又促进了一体化的发展。

　　这种生产要素的流动方式是不是一种普遍情况？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决策咨询专家陈晓剑注意到，高铁时代，上海至合肥往返只需要两三个小时，中国科大有一些老师选择工作在合肥，周末回上海。这些高层次的“轨道人才”摆脱了空间的束缚，突破单一城市工作模式，工作和生活往往不在同一城市，每天可以借助区域内便利的轨道交通往返两地，实现多点执业、多重身份的自由转换。

　　人才流动是这样，其他的创新要素流动亦是如此。在长三角，越来越多的企业发榜提出需求，由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搭建平台、匹配资源，对接长三角高校院所揭榜实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终推动技术成果转化。当一道道壁垒被打破，一些更富有想象力的流动方式正在形成。

　　2019年，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决策咨询专家周其仁在谈论长三角的时候谈到，如果要勾勒长三角这个区域，有两种画法。一种就是用行政边界勾勒出的三省一市，这是地图的画法。而另一种画法，边界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节点，长三角地区每个城市中的机场、港口、金融机构、仓储、基站等都是重要的节点。在这些节点之间，人、资金、信息、货物等来来往往，也就勾勒出了另一幅长三角图景。

　　2018年1月，长三角三省一市联合成立的跨行政区域的常设机构——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在上海的一幢小楼里开始运转。1月29日，江苏省发改委基础产业处副处长罗伟光成为苏浙皖地区到长三办报到的*一人。他发现，这里“不像传统的政府办公室，倒像一家准备IPO、热火朝天的创业公司”，工作人员来自长三角各地，但常常忘了自己来自不同地方——他们自称是“新时代的长三角人”。

　　这五年，“新时代的长三角人”这个群体日益庞大。互访、互学、开会，互相借鉴，成为常态。

　　2019年初，丽水成为全国首个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市，这一年南京市高淳区也启动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工作，相关人员曾多次前往丽水调研考察实践经验；2022年1月，安徽芜湖干部郭甄在上海参加百日实训，实训归来，他对于芜湖的产业发展有了进一步认识：至少要拿出50%的精力做好自己，和其他城市的产业形成互补，这样才能在区域合作中找到自己的位置；2022年11月12日，在嘉善召开的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三周年工作现场会结束后，安徽省马鞍山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黄化锋迟迟不肯离开会场，他不停与人交流，为的是把示范区的一些经验带回去。

　　打破“看不见的壁垒”总是充满矛盾与冲突，不过，当各方充分表达了想法，求同存异，达成共识后，只要严格落实，化为模板和制度，效率反而更高。

　　但有时，创新火花是真的带着“火星子”。一开始，开会和“吵架”成了罗伟光的主要工作方式。时间一长，办公室里所有人一致认同，“吵吵架”不伤和气，反而是充分讨论的过程。

　　从“吵架”的交流方式中，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决策咨询专家陈雯看出了其中门道。在2018年出版的《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空间：合作、分工与差异》一书中，她利用博弈论的思路，提出在权衡整体与局部利益时，地方政府通常会选择的三种初始合作模式：损益型合作模式、共享型合作模式、比较利益型合作模式。陈雯认为，除了现有的行政手段，或许可以寻找到更市场化的协商方式。

　　不只关注一城一地、一时一刻，而是更关注共同的利益，正在成为跨区域观念融合的一种共识。水乡客厅概念提出者和规划师、中国科学院院士、东南大学教授段进还记得，五年前，在长三角的一次会议上，有主持人问他：对于长三角一体化*大的期望是什么？他回答，*大的期望就是大家要把被动的任务转化成主动、自觉的行动。

　　*近，段进再去示范区，有了一个惊喜的发现：在协调中一旦出现矛盾，只要说出一句“通关密语”——“这个事情是大家共同的需求，你怎么能不这么做”就能把各方说通，屡试不爽。“这说明一体化发展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

　　五年，时间很短，但五年的影响力，正在一点点放大。对长三角来说，五年是一段宏阔征程的开端，也是一个更加充满希望的未来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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